魏时煜《胡风:诗人与政治风暴》序

来源:新浪博客历史频道    作者:网络转载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2-12    

         魏时煜《胡风:诗人与政治风暴》序

          

         刘再复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胡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这一天,在香港城市大学放映了一场由彭小莲和魏时煜共同制作的纪录片《红日风暴》,以缅怀胡风这位饱经苦难的著名左翼作家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锋旗手。为了给她们的放映写一篇开场词,我重看了这部纪录片。《红日风暴》不是一般的影片,也不是一般的纪录片,这是一部有证有据的历史文献,一部有血有泪的当代史记,一部有勇有识的现代史诗。史记史诗的表层是胡风及其友人们的苦痛、哀伤、不幸、浩劫、死亡;而深层则是一个大时代的革命、战争、梦想、癫狂、污浊和无可逃遁的悲剧以及人性的刚毅、脆弱、黑暗、无序与混乱。这部史记史诗,其作者固然是彭小莲与魏时煜,但它又是受尽苦难的胡风及其友人用生命、鲜血和骨骼共同凝结成的文化巨卷,其历史价值无以伦比。敢不敢面对影片中所揭示的历史真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知识人,每一个领导人)的良知考验。巴金因为有良心,所以他早已宣布:我面对!我正视!我们每个人也有良心,所以也要面对,既要面对我们看见过的一场历史大悲剧,又要面对我们自己曾经参与制造过的一场历史大错误。中华民族一切对于未来的向往与憧憬,都要以面对和正视过去的悲剧与错误为开端。面对,就是良心;面对,就是希望;面对,就是正义;面对,就是新一轮红日的升起!

         早在二〇一〇年,我就接受过彭小莲和魏时煜的访问,因为彭小莲是我敬爱的授课老师彭柏山将军的女儿。面对她们的摄影机,我回忆了彭柏山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给我们授课、教导我们写作的故事,那一段经历,是我难忘的岁月,也是彭老师本人在胡风案发生、一度被捕之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彭小莲本身是才华横溢的、久经专业训练(包括出国深造)的艺术片导演。但她听从良知的呼唤,和魏时煜一起,自己出资做事,且不辞千辛万苦,克服了政治、经济上的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找到了胡风巨案中的幸存者,让他们在一息尚存时作了灵魂的倾诉,从而使胡风和他的受难朋友们,再一次从文字狱的深渊中抬起头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影片中的叙述者与胡风巨案中的其他受难者,如今多数已不在人世。他们生前受尽侮辱、受尽折磨、受尽摧残、受尽压迫、受尽奴役,他们的文字、思想、才华、成就,也统统被历史所活埋。这些在地狱的深渊中被历史活埋的伟大亡灵,今天所以还能重见天光,而我们所以还能重见他们的音容风貌,就因为有两位奇女子抓住历史的瞬间,完成了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使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史上,胡风的贡献无疑最为突出。他初露文坛,第一篇重要批评文字《林语堂论》就对林语堂“寄沉痛于幽闲”的心态大为不满,批评林氏“已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因而客观上也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肯定呢?”,这是俗不可耐的“自己沉醉自己”的“方巾气”。胡风最为“左翼”批评家垢病的地方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而这也的确是胡风文艺理论最有个人风格之处。如果“左翼”文艺运动没有历史机遇发展到延安时代,或者说如果左翼文艺运动不经延安时代演变为集中统一的强势话语,胡风理论当不失为“左翼”文艺阵营中富有激情和符合创作实践的见解,至少不会日后被诬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1]细读胡风的批评文字,他提倡的作家“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实在和反马克思主义风牛马不相及,也和唯心论不是一回事。胡风四十年代之后受到的批评和责难肯定是冤屈的,但是这件公案在“左翼”批评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胡风坚持的是“五四”那种作家应当启蒙大众的精神,而革命领袖则认为应当倒转过来:作家应当接受大众的启蒙和改造。南辕北辙,不能不发生严重冲突。

            社会情势的演变向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胡风看来,那些认同平庸日常状态的文人作家,根本看不到生活的真实,由此也根本创造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反动势力只晓得自己底利益,不顾别人底死活,不惜抹杀真情来满足自己底要求。既然被自己底要求弄昏了眼睛,又怎能够看清现实生活,怎能够写得出现实生活底真实呢?”但是革命的作家却是能够做到,“因为进步势力本身要廓清一切黑暗的不合理的东西,所以能够无情地看清现实生活是什么一回事,能够真正生出对于光明的东西的爱着和对于不合理的东西的憎恶。这样的作家才能够把生活底真实反映到他底作品里面。”[2]鲁迅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左翼”作家要写出革命文学作品,首先要成为革命者,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毛泽东也在《讲话》里反复讲述作家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不过毛泽东是要用立场和感情问题创造出一套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鲁迅和胡风则强调作家立场、思想对写作的重要性。那么,和进步势力相联系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如何面对写作而看清现实生活的真实呢?革命的人当然都能看清现实,但不见得都能把它写出来。

           我们理解了胡风四十年代以来一直“运交华盖”的原因。这不是因为胡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也不是由于胡风主张唯心论。而是因为胡风一直抱着个人真诚的激情参与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地理解文学艺术和批评作品。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早期,这种态度不会产生麻烦,但在意识形态的权威批评话语出现以后,就会招致各种误解,惹来非难。胡风一生崇尚激情,反抗平庸,对“左翼”文艺观念是心悦诚服的而他的心悦诚服不但是出于个人的真正领悟,而且与他天生的叛逆性格相融相契。从二十世纪“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眼光看,胡风更像“左翼”文艺运动的“原教旨主义”,因为他坚持个人面对领悟到的绝对真理。看看他阐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吧:

           

         说文学依存于政治者,是认政治为现实要求底最高的综合表现,是舍有真实的生活内容和广远的发展趋势的综合表现;因而这个理解底提出是为了把文学放在生活底本质的深处的激烈的斗争里面,由这和各种各样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相抗,使它在如火如荼的生活里面汲取营养,培植生机,创造繁茂的光华的世界。而现在的高唱文学和政治的关联的论客,却不过是把政治当作独断的观念或权力,企图由这把已经生根在血肉的人生里面的文学割开,使它变成以“文学”为招牌的殡礼店里的纸花纸草,失去生命,没有灵魂,只是做做僵尸们的装饰。[4]

          

         [1]周揚《我們必須戰鬥》,見《周揚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319頁。

        [2]胡風《文學與生活》,見《胡風評論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297-8頁。

        [3]魯迅《而已集·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44頁。

        [4]胡風《由現在到將來》,見《胡風評論集》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3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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